共和国的一位核卫士

    文革期间的1967年3月，我们在广州“六五总部”及分散回家居住的大部分司农知青，又“抱团”回农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。当时并没有谁发起组织、动员，大家只觉得在广州没有我们该做的事。“抱团”：一是从众，二是自保，三是习惯。总之近两年的知青集体生活，我们习惯“抱团”而行，参加者也自觉地进入各自的角色。这就是我们能较平安地渡过，深不可测的政治旋涡和险恶的自然环境的原因之一。

    我们几十人“抱团”带着简便行李从广州回到韶关火车站广场时，己经是深夜了。有人张罗着买往始兴的汽车票，有人去吃宵夜，也有人到附近逛街市。大家的行李就集中放在广场北面一排商店的台阶上。我和两三位农友分成两组，一东一西坐在台阶上看守行李。突然间，一个穿黄布棉军装的陌生男人来到我身旁，与我并肩而坐。偌大的火车站广场，那里不能坐？非要坐在我身边！昏暗的路灯使我无法看清楚，他戴着布军帽遮掩着的那张脸。我心想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”。但在公共场所里，我一时也找不到什么理由，把他赶走。我目光紧紧地盯住他的同时，用余光观察附近，了解他是否还有同伙。奇怪的是他一直坐着，也不说话。我确定了他并没有同伙后就主动与他交谈，问：“是等火车吗？”答：“不是”。“不去睡觉？”，“睡不着”。“为什么？”“老是听到广播响”。……“冷吗？”“不冷，我这套棉军装就算去讨饭，也不会卖掉。”可能见我并无恶意，他问我：“从那里来？”“广州”。“干什么？”“广州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”。知道我是广州人，他变得热情起来。“吸烟吗？”“不会”。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包《百雀》，自个儿吸了起来。在那忽明忽灭的火光后面，一张肌肤松弛的脸庞，幻灯片般地呈现在我眼前。有人酒后吐真言，也有人他乡遇故亲，他将我当成是广州故亲了。又从衣兜里掏出几个证件来：《退伍军人证》、《残疾军人证》、《社员记分本》……

   在交谈中我知道：“ 他曾是广东省人民政府武装门卫，在广州时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。每天精神抖擞地在省政府大门站岗，两小时就可以换岗。后来部队调去守卫核原料生产，扩大生产规模时，守卫人员缺乏，他们主动缩小警戒圈，延长站岗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共和国的核卫士们离核辐射源更近，受核辐射的时间更长了！之后，他脑子里就老是听到各种电台的广播响了。在医院长期治疗，未能见效。自己觉得对国家没有多少贡献，就申请退伍回家。家乡人对他很好，安排当生产队的记分员。由于老睡不着，是精神上的疾病。记工分常出错，自己也觉得对不起乡亲们。大活人一个，连记分都干不了，家里人也不理解。于是告别双亲，到广州等地，寻找以前的部队。目前还未找到，但每到各地，部队都对他也非常好，现在他一处住上一段日子后，又到另外找。” 说着说着，他说：“天快亮了，脑子的广播又响了。”便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往广场西边走去。我为农友们守行李，不能送他一程。只能目送着他的背影，慢慢地融入韶关山城昏暗的灯光中，渐渐地化成一片蒙眬的雾霭……